难道法学不就是以圣训学为基础的么？法学的四大依据，古兰经之后不就是圣训么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忽然对圣训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每每奔往书店，总在圣训学类书籍的柜台前流连不休，细细地读着书脊上的每一行字，一旦发现与自己目前的知识储备相关的书籍，便毫不犹豫的买上。渐渐地，读得多了，买得也多了。

右手边的书架上，清一色的圣训学书籍，不下百来本，且在不停地增加。

我也认识了很多学者，想起近十年的念经过程中，未曾认识到那么多伟大的学者，不禁唏嘘不已，又莫可奈何。我认识了艾布·功德，穆罕默德·安瓦买，努荣迪尼·埃特尔，伊玛目·考塞尔，泽比迪，伊本·罕百里，奥斯曼·台哈乃威，伊玛目·克什米尔，伊玛目·迪海莱维，还有伊本·赫杰尔，苏优推，伊拉给，伊本·所俩海，等等等等，每一个都是在圣训学乃至整个伊斯兰史上响当当的名字，而之前我竟一概不知。

圣训学对我的吸引是空前的，我像中魔了一样不停地阅读，像小时候在羊群中读《侠客行》一样，完全沉迷进去，耳畔金戈铁马，浑然不知身在何处，羊群却偷偷地溜进了别人的庄稼地。

我还找出视频讲座，听谢赫讲授了伊本·赫杰尔所著的《锐目神游》（نزهة النظر），此后阅读之路更其顺畅。然而，读着读着，慢慢读出了一个问题。

这是这个系列的一个老问题了。为什么圣训学与法学之间会出现分歧呢？所以一旦有人钻研圣训，势必会发出与当前的法学相悖的观点。难道法学不就是以圣训学为基础的么？法学的四大依据，古兰经之后不就是圣训么？

尤其是我们遵行的哈乃斐法学，每每被当代人诟病，理由总是违背了圣训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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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隐隐觉得，仅以对圣训的肤浅的理解，去否定传承千年的法学，甚至诟病那些伟大的学者，无论如何都有些欠妥。

但在当下所谓“回归经训”之口号的影响下，这种分歧却被人无限放大了，以至于将法学放在了经训的对立面，似乎那法学不是来源于经训，而是来源于《福音书》一般。

于是，大谈特谈回归经训，似乎自伊历二世纪起延续至今的法学体系，以及这体系中成千上万的学者们，都远离了经训，故需要在“圣洁”的当下，义正词严的回归一把。

口号终究是口号，它并不重要。无论何时，回归经训，都是每一个信士心底的声音。至于别有用心之人，用这句口号所映射的东西，那是我们所不予接受的。

那么，问题究竟出自哪里呢？为什么原则和细则之间会出现分歧？细则不正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么？

那种心底隐隐闪过的不妥，慢慢地形成一个轮廓：不可以用主流圣训学的标准去衡量法学。因为那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体系。至于具体的原因，仍旧只是隐隐在心底浮动，无法上升至可以言传的高度。

直到某一天，我找到了一本专门探讨哈乃斐圣训学的书籍，在前言中，我读到一句“由于大部分圣训学家都归属于沙菲尔学派。”心底那种朦胧的感觉，才得以浮出水面。

书上指出，这一点最早是由当代著名圣训学家穆罕默德·安瓦买所提出，就在他考证的那本《训练传述者》(تدريب الراوي)的序言中，我右手一探，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来。

这是伊玛目苏优推所著的《训练传述者》，由谢赫穆罕默德·安瓦买考证和旁注，他在序言中详尽的说明了这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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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训学的真正发端，要追溯至伊玛目沙菲尔，他真是一位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。他出生于艾布·哈尼法归真的那一年，先跟随伊玛目·马利克攻读“圣训法学”，又跟随艾布·哈尼法的二弟子穆罕默德攻读“意见法学”，最后身兼两家之长，创立了自己的法学体系。

在学习和比较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学的过程中，他渐渐悟出所谓原理的重要性，写出了伊斯兰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作品，而这部享誉世界的作品，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，起先只被称之为《书》，后来被称之为《作品》，无名却又闻名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他提及了一切法学的基础，以及对经训和其它依据的研究方法。这其中，他就首次提出了圣训学的各种要义，研究和分析了圣训学的各个分支。此后，每一个研究圣训学的学者身上，便都留下了伊玛目沙菲尔的深深的烙印。

而哈乃斐学派的法理学，则不同于沙菲尔学派。哈乃斐学派的奠基人并没有将自己的法理撰写成独立的书籍，而是将其深藏于每一个具体的法学细节中，由后来的学者们探寻和归纳而成。所以，沙菲尔学派的法理学更重理论，哈乃斐学派则更重实践，前者被称为“演绎型法理”，后者被称为“归纳型法理”。

如前所述，圣训学原本只是法理学必不可少的一个分支，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法学家是不研究圣训的，圣训学是法学家必备的知识。而所谓圣训学，就是根据一整套原则而人为指定的遴选标准，每一个不同体系的学者，都有一套不同的标准。两大学派对于遴选圣训方面的分歧，便源自于此。

那么，哈乃斐的圣训学又在哪里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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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各位发现没有，那些在圣训学史上熠熠生辉并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学者，无一不是沙菲尔学派的。

我随便举几个耳熟能详的圣训学家。

哈肯（حاكم） 百海给（البيهقي） 何推布（الخطيب） 伊本·所俩哈（ابن صلاح） 脑威（النووي） 伊拉给（العراقي） 伊本·凯西尔（ابن كثير） 伊本·赫杰尔（ابن حجر） 叁哈维（سخاوي） 苏优推（السيوطي）

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如果从圣训学史上剔除这些人物，那必将是一部暗淡无光并毫无成就的历史。

从圣训学发展期到鼎盛期，这些学者哪一个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？他们每一个人的书籍，都是这个领域毋庸置疑的权威。而要问他们的法学源流，都奇迹般的归于伊玛目沙菲尔。

这一来源自于真主的前定，二来，与沙菲尔学派更注重圣训的特性不无关系。

而一个学者的法学源流，才是决定其思维方式的宿命般的特质。伊斯兰法遍及生活中每一个细节，他几乎从一出身开始，便在遵行这一学派的家庭中生活，长大后，更其浓烈地受到这种影响，甚至他的所谓理性，便是被这种影响塑造成型的。

以至于，伊玛目苏优推在达到了演绎家的级别，并进行了全面地演绎之后，却发现他的演绎结果，与伊玛目沙菲尔的演绎结果如出一辙。

这也是两大教义学家艾仕阿勒和马图勒迪的教义观点，总是不自觉的倾向各自的法学伊玛目的真正原因。

法学源流会影响一位学者的思维方式，在各自对圣训学的研究中，这种影响自然也广泛的存在。

他们对圣训学的研究，一来受伊玛目莎菲尔这位圣训学祖师爷的影响，二来受其学派思想的影响，到最后，所谓圣训学，俨然就成了莎菲尔学派的圣训学。

这正是莎菲尔学派的法学，更符合圣训学规则的原因。每当人们想要回归经训的时候，大部分情况下，其实都是遵循了莎菲尔的法学。

那么，如果将这种圣训学搬出来，硬套在哈乃斐法学上面的时候，会出现什么状况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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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你所见的状况，便是这种生搬硬套的结果。用沙菲尔的法理学原则来衡量哈乃斐的法学细则，结果自然是格格不入。同样，如果你用哈乃斐的法理学原则去衡量沙菲尔的法学细则，结果自然也是一样。

问题并不是谁的法学细则或原则是错误的，而是我们本就不该如此衡量。哈乃斐的法学是建立在哈乃斐的原则之上的，沙菲尔的也一样。

而圣训学，就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。哈乃斐学派的圣训学，没有如沙菲尔学派那般发展壮大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圣训学，没有遴选圣训的标准。

他们的圣训学在哪里呢？

自然是在他们卷帙浩繁的法理学著作中。每一本法理学书籍中占很大篇幅的圣训章节，正是哈乃斐的圣训学规则。那一整套遴选圣训的标准，才是可以拿来衡量哈乃斐法学的标准。

关于健全圣训的条件，关于遵循圣训的标准，关于圣训的分类与遴选，关于对人物的评定，各个方面，他们都有一套独立而系统的标准。这些标准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圣训的取舍，以及每一个细则律例。那是连伊玛目沙菲尔都未加否认的一套标准。甚至于很多沙菲尔学派的圣训学家，在部分问题上，会倾向于哈乃斐学派的标准。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

哈乃斐学派里面，也出过很多在圣训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圣训学家，比如塔哈维（طحاوي），兹莱依(الزيلعي)，拜德尔·艾尼（بدرالدين عين），伊本·故土卢布阿(ابن قطلوبغا)，阿里·嘎勒(علي القاري)，莱克耐威(اللكنوي)，迪海莱威（دهلوي）。近代更有伊玛目·考塞尔(الكوثري)，泽比迪（زبيد）艾布·功德(ابو غدة)，努荣迪尼·埃特尔（نورالدين عتر）等等学者，是圣训学复兴工程的得力干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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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有很多哈乃斐的学者，致力于从法理学书籍中拣选出哈乃斐的圣训学标准。比如阿卜杜·马吉德·土库曼，他写了一部《哈乃斐圣训学研究》，专门从哈乃斐学派的各大法理学著作中选取作者的圣训学思想，并加以研究和对比。这本书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赏识。

后来，作者奉导师之名将此书简化，好作为课本教授学生。简本也已面世，名为《哈乃斐圣训学规则入门》。作者在序言中提醒大家，务必要在学习完伊本·赫杰尔的《锐目神游》之后，再学习这本书。其诚挚、其虔敬、其学术胸襟之宽厚，可见一斑。

谢赫凯俩尼也写了一部类似的书籍，名为《哈乃斐遴选圣训的标准》，受到谢赫布推的赏识，为其作序倾情推荐。

还有黎巴嫩学者纳伊夫·比嘎尔，写了一部《圣训学中的演绎及其对伊斯兰法学的影响》，专门研究圣训学家和法理学家之间对于圣训学相关问题的不同主张，及其在法学实践中的影响。

穆尔谭兹·赫推布博士，写了一部《从内容的角度拒绝圣训》，研究了从圣训内容的角度，圣训学家和法学家之间，对于是否接受圣训方面产生的分歧。

相关的书籍，还有很多。我们的职责，是学习并发扬各家学说，而不是将其单一化。用单一的标准，去衡量一切分歧，并作出一刀切的论断，是错误的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，无论口号多么冠冕堂皇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悲惨故事，也只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时代发生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