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埃及记

果真还是无产阶级更难对付一些

经历了折腾不已的反复检测、徒有其表的酒店隔离，拿到健康码的人，终于可以前往机场，登上飞往祖国的班机。

来到安检处，搬运工招呼我靠近，俯身把一件行李搬到传送带上。我也赶紧把剩余的行李自己搬了上去。趁着俯仰的间隙，他低声说：“小费、小费”，边说边用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再胸前做数钱状。

我忍俊不禁：其实他普通话发音比广东朋友还好，手势大可不必。

我说：“没有”

他一脸不快地盯着我：“小费。”

我笑着说了声谢谢，径直向安检门走去。

他只是机场雇佣的杂工，也不敢过于纠缠，后面还有很多乘客等着过安检。 我想，总有许多人会比我善良。 得了别人帮助，多少给人家一点钱表示感谢，本是合情合理之事。但很多时候，这变成了“欲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钱”式的要挟，要迎合这种要挟，如此善良，我不乐意。 安检门处的安保员例行公事般用双手在我身上从上往下一扫，便让我过了。 安检门左侧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靠在椅子上，双腿呈八字形打开，一脸认真地盯着面前的屏幕。 果然，我才把行李从传送带上提下，大光头便指着其中一个大纸箱说：“拿过来，打开”。 我把纸箱推到他脚边，我的旁边，在我后面过安检的一位小伙子，也接到同样的指令，迅速打开了他的旅行箱。 大光头让小伙子从箱子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盒子，至于我，则让我划开塞满杂物的纸箱，翻了一下，让我把几盒护肤品取出。 少不经事地小伙子紧张地问我：“大哥，你给他们说一下，这只是化妆品啊！” 我笑了：“没事，是什么东西不要紧，他们只是要钱而已。我不想给，大不了我就把东西留这儿。你要想给，给一点就行。” 然后我转而跟大光头理论。 我带的那几盒护肤品，是两年前妻子带来埃及的精华液。当时预计在埃及至少呆两年，带的就有点多，结果去年疫情突发，一家人回国，很多东西便留在了埃及。 后来考虑到儿子也到上学的年纪，索性就在国内上学，妻子当然不再来，这次回国，我把她还要的衣物用品一并带回。那个纸箱里装的便是。 我跟大光头说：“这不是埃及产的，是我之前从中国带来的，这里都是我家人的东西”，我顺手从纸箱里拿起儿子的小拖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 他打开盒子，拿出一小瓶看了看，又拿给他上司看看，询问怎么处理。 上司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同时向他俩说明：1、这是中国产的护肤品，不是埃及的东西，也不是违禁品；2、我是学生，不是生意人；3、你们要硬说这有问题，大不了我不要了。 说完第三点，我把那盒精华液放在了他们桌上。 我看着上司，他一言不发，脸上带着明镜高悬式的迷人微笑，仿佛在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是有原则的。” 大光头也有些犹豫，询问上司怎么办，上司不置可否，口中说的：“这是中国产的”，眼睛里却说：“自己酌情处理。” “大哥，我给他钱他不要啊”，此时，小伙子举着他打开的皮夹，一脸无辜地向我求助。 我又乐了：“你这么明目张胆地给，他肯定不要啊。要给得隐蔽点！” 此时，大光头示意我把另外两个箱子也拖过来。 我拖了过来，心想：要找什么麻烦随你便。 他身子朝我倾斜一些，指着那几盒精华液，悄声说：“把它们分到其他其他箱子里，快”，边说边用手示意让我弄完快走。 言下之意是：本来是不许带的，我做个人情，私自放你一马，你把它们分散，每个箱子里放一点，就不会很显眼，我也好交差。 我说：“好”，又给他和上司说了声谢谢，把东西放回纸箱，合起盖子，把行李搬上推车，继续朝着前方走去。 暂停了一会儿的安检工作又重新开始，下一位中国旅客又穿过安检门，行李又提到大光头面前。 一路上，我陆续听到已经出来的人谈论着刚刚经历的安检，有人给出了仅剩的两百埃磅，有人被索要一百美金，讨价还价之后，不知道最后给了多少。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，展示现代化的屠宰设备：白白的肉鸡们，双脚固定地倒吊在传送带上，依次通过一个飞速旋转的刀片。刀片的位置，刚好齐它们的脖子，一只送到，“刷”一声便断了气，接着是一下一只，如此源源不断。 我推着小车继续前行，身后似乎便是这样一架庞大机器，暂停了一会儿，现在又从新开动起来，并将日复一日地运转下去。 它几乎专为中国人设计，犹如那架屠宰器，专门用来咔嚓肉鸡。

我的中国同胞们，喜欢并擅长用钱解决问题。 别人也不傻，摸清了中国人的习惯，也都擅长针对中国人制造问题。许多事情，一旦是中国人，便多半会被或公然或暗示地索要“小费”，法制越不健全的地方，这种现象越是普遍和严重。 这是观念塑造现实的极佳例证。 埃及机场的宰客之风，据说是被人肉带货的朋友们培养起来的，为了使自己超量或违规的行李顺利通关，一进机场，他们便把钞票当作通行证，一路畅通无阻。 这大约也是现实。 但把罪责全归到他们身上，却又言过其实。 任何一个系统要稳定运作，需要其中各个要素的密切配合，就像那架屠宰器能顺利运作，除了感谢设计者、感谢机器，还得感谢鸡：它们个头都一般大小，动作高度一致——一动不动，不管是被宰的还是待宰的，都情绪稳定、鸡极配合。 如果其中有一只鸡试图挣扎，其他的鸡便会嘲笑说：“有什么用？” 所以，有时一个人旅行倒是好事，省心。比如这过安检的事，如果不幸遇上一个“聪明”的同伴，他大概会善意提醒：“算了，给他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 而我说不定会被他说动，掏钱了事。生活中的许多“善意”，往往就这样杀人于无形，不断拉低我们的行为标准。 很多时候，我不太明白所谓的“有用”是什么意思。 是说一件事的结果尽如人意吗？如果结果十全十美真的如此重要，那长远来看，我们的结果都是一命呜呼，如果不论后世之清算，只以“有什么用”的思路来看，横竖都是要死，为何还要用心而尽力地生活？ 人总是渴望意义的，即便他嘴里常说意义又不能当饭吃。 哪怕明知没有用，还是得挣扎一下。因为在无能为力的处境里，这一点点挣扎，是我们之所以为人仅有的证据。否则我们和那些引颈就戮的肉鸡有何区别？ 在现代社会，面对强权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非暴力不合作是弱势一方最佳的、也是仅有的武器。 生命的尊严如同弹簧，压迫有多大，反抗便有多强。如果是以生死相逼，自然会以命相拼。 幸而现代社会终究是有些进步的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要捍卫的权利，尚不至于必须抛头颅洒热血。不必舍身就义，但合理表达自身的诉求是应该的，必须告诉它：这不合理、不合法、我不愿意。 哪怕结果依旧不能如我们所愿。 如果硬要问有什么用，我想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用吧。

首先，强权的运行也需要成本，如果要捏的柿子很多，它一定先捡着软的捏。你不完全配合，稍微硬那么一点点，它必定先把你放一放，先去捏其他。有时，说不定你能耗到他手酸无力之时，所要保全者有幸得以保全。 至少，因为可捏的柿子太多，每次都拒绝给钱的我，最后都还是顺利成行。 当然，其他的事情上，这样的运气未必常有。如果捏柿子是一项有意识的系统性工程，那不管硬的软的，多半都是要捏碎的。 可那些软得过分，才听说要捏，就自行变成果酱的，显然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人家的短期计划，本只是捏柿子，见柿子这么软，怎能不动其他心思？于是进一步把你果园里的李子、桃子、橘子一并捏成惨不忍睹的果酱，岂不快哉！ 第二，越多的配合，会使强权越肆无忌惮。每一次，当我们平静地表达：“这不合法、不合理”时，都在同时提醒侵害者和受害者：我们共同见证的这一切本不应如此。之后，侵害会如期发生，但至少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种侵害。 我相信，我每次过安检，之所以都有幸能全身而退，必定是因为一直以来，也时常有人对他们说不，因而大光头们还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不合理不合法，所以才不会将我的拒绝视为挑衅。 反之，如果受害人一言不发，甚至积极配合，一旦所有人都如此应对，受害者便成了侵害者的共谋，一道将整个社会的观念水平推落悬崖；一旦沉默和配合变成常态，常识从公共生活中退场，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行为，便会被视为对权威的挑衅和威胁。 领导讲话时，听众鼓不鼓掌，本是及其自然之事。 但在常识丧失的情况下，不鼓掌会变成要命的罪行。 《古拉格群岛》里写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，其中有一段，写到某个区的党代会通过了致斯大林同志的效忠信，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鼓掌，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时间似乎流逝得越来越慢，人们开始手掌发疼、手臂发麻，年纪大的人逐渐体力不支，可是没有人敢停下来，必须使劲鼓掌。 终于，十多分钟后，造纸厂厂长撑不住，停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得救了，也跟着停了下来。 当天深夜，厂长被捕，罪名很多，当然，其中没有“不鼓掌”一项。 在鼓掌已经变成罪行的时候，敲着键盘号召别人“不鼓掌”，这过于卑鄙的，我不屑为之。我的意思是，在“不鼓掌”还没有变成罪行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别那么使劲鼓掌？能不能稍微“不配合”一点，别台上的人打了个嗝，台下的我们就掌声雷动？至少，这可以让不鼓掌有罪的日子来得晚一些。

我压根不是什么勇敢的人。 我想，过安检时，如果不给钱我就没法登机，或者就要把我弄到小黑屋里关上几天，我多半还是会乖乖给钱。但既然没到那份上，大不了他说什么违规，我就把什么留下，这点损失，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，那为何不争他一争？ 无论什么事，争取过了，尽力而为了，结果如何，也就不重要了。人力所不及之事，主不责成。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凡事才一开始，我便会做最糟的心理准备。我们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死路，另一条也是死路。很多争取，我相信终将以失败而告终。 可死路和死路不尽相同，失败与失败别如天渊。 同为失败者，有人必定要嘲笑：“你看，还不是一样”，但我对那些业已尽力的失败者始终满怀敬重。 究天人之际，人力已尽而不可逆者，天也。即是定然如此，便无怨言。 而之前，凡事还得尽力而为，就像终会成功一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又完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 终究，天卷地裂，万物归寂，能随我们抵达主之御前者，唯此心而已。 它还好着，一切便都好了。

我有一件破旧的长衫。 这件褐色长衫来自南亚，料子不错，透气，穿了很多年，胸与背的部分，经常被汗水浸渍，再怎么洗，颜色都更深一些。屁股和膝盖的部分，也因常年磨损而稍显稀薄。 今年的旅程，折腾人的事多一些，便没工夫考虑着装。但之前几年，每次要归国，去机场前我就换上这件长衫，踩上一双旧拖鞋。 中国人相对还是讲究穿着仪态的，一般就东南亚的兄弟们会如我这般打扮，而且，同样是长衫，人家一般也没我这么破旧邋遢。 如此，我站在一众仪表堂堂的同胞之间，自然鸡立鹤群。 来到安检处，照样奉上我的三段论：1、没违禁品；2、不是生意人，没钱；3、硬说有问题你就把它留下。 这一身打扮，把一个“穷”字写满我全身上下：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 前年归国，又是同样的场景，负责安检的两位在我箱子里翻找了一下，无非是些衣物、书籍、巧克力之类，便挥手示意：走吧走吧。 合上箱子的瞬间，只听其中一个对他的同事说：“哈扎米斯基呢（这是个穷光蛋）” 我一转身，就火速滚得远远的，边滚边笑，差点前仰后合。时过境迁，即便如今讲起，依旧觉得十分好笑。

果真还是无产阶级更难对付一些。